第二例艾滋病患者治愈:疗法暂不具推广性

第二例艾滋病患者治愈:疗法暂不具推广性

3月10日,《柳叶刀》子刊The Lancet HIV发文宣布:世界上有了第2例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

这距离全球首例艾滋病患者——“柏林病人”被治愈,已经过去十几年了。

“两个病人被治愈的概率,就像被闪电击中好几次一样小。”相关专家向《中国科学报》表示,“我们只能说有两例病人被治愈了,而不能说艾滋病被治愈了,接下来人类需要寻找更安全、更经济、更有普及性的治疗方法。”

一年前的2019年3月8日,剑桥大学的 Ravindra K. Gupta 教授团队在《自然》上报道了一位“伦敦病人”,同时患有霍奇金淋巴瘤和艾滋病。他接受了携带 CCR5-Δ32 突变的捐赠者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之后他不仅霍奇金淋巴瘤康复了,血液内也没有再发现艾滋病病毒。

随后他在仔细监测病毒载量的同时停止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截至论文投稿,血液内也没有发现艾滋病病毒的反弹。

此次《柳叶刀》论文正是对这一“伦敦病人”的跟踪报道。又一年过去了,数据显示他在没有ART药物的帮助下,依然安好。

《中国科学报》:这次“伦敦病人”和之前的“柏林病人”治疗思路一样吗?

李太生(北京协和医院艾滋病诊疗中心主任):

一样的。都是接受了携带CCR5-Δ32突变的骨髓移植。

《中国科学报》:一年前这个团队就曾在《自然》发文,称“伦敦病人”的艾滋病得到了“长期缓解”。一年过去了,这篇最新的《柳叶刀》论文释放了哪些新信息呢?

李太生:首先自然是分析治疗中断后的缓解时间延长了。其次,去年发表的研究只检测了血液中的HIV病毒RNA。这次扩大了检测样本,包括血浆,精液、脑脊液、肠道组织等。结果显示,除外周记忆CD4细胞中能够记录到极低水平HIV-1 DNA信号外,从21个月到30个月的检测时间内,上述样本中的HIV病毒RNA或DNA检测均呈阴性。腋窝淋巴结中虽可检测到线性DNA,但完整前病毒DNA是阴性的。

《中国科学报》:艾滋病现在有公认的“治愈”标准了吗?“伦敦病人”确实符合治愈标准吗?

张林琦( 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

艾滋病目前还没有公认的“治愈”标准。

但从研究病毒在体内复制的动力学来看,如果观察到停药后这个病人的病毒没有反弹,就可以说这个病人治愈了。因为如果要反弹艾滋病治愈,停药后一个月内肯定会死灰复燃。

我认为“伦敦病人”在30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没有反弹,基本上可以说是被治愈了。也就是说病毒从体内被清除掉了。

《中国科学报》:已经有两例患者被治愈,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可以用同样的疗法治愈大量患者了?

张林琦:很遗憾,这种疗法还不具有推广性,因为要求太多了。一个病人被治愈的概率,就跟“被闪电击中好几次”差不多。

最主要的原因是合适的骨髓捐赠者太稀缺了,世界上只有很少人携带CCR5-Δ32等位基因,而世界艾滋病人数可能超千万。

另外,整个骨髓移植过程风险性非常大:技术操作非常难、患者有一定的死亡率,供者与受者之间骨髓的配型又很难。即使骨髓移植成功了,患者还需要继续服用免疫抑制剂,来维持供者与受者免疫不相互排斥的平衡状态,

因此,目前我们也只能说有两例艾滋病患者治愈了,而不能说艾滋病被治愈了。

《中国科学报》:那“伦敦病人”治疗的成本有多高呢?

张林琦:毫无疑问,“伦敦病人”治疗成本肯定非常高,骨髓采集、全身性清髓,以及其他监控应急措施等,这些费用比常规的疗法高出非常多。

按照现在的操作模式来看,该疗法成本基本上没可能降下来,首先找到供者就要花费很大,临床骨髓移植、安全保障等都需要高昂费用。

《中国科学报》:那是不是说,这两例治愈病例的意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张林琦:“柏林病人”和“伦敦病人”被治愈,确实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不仅证明了一种疗法的有效性,也指明了一个值得继续探索的方向。

按照这个疗法的原理,如果能把普通捐赠者骨髓里的CCR5基因有效敲除掉,就可以大大增加对艾滋病有治疗意义的骨髓来源。或者直接拿艾滋病患者自己的细胞进行体外基因敲除,这还能避免移植排斥反应。

科学就是这样,刚开始取得一个突破是不惜代价的。突破了,接下来就要思考如何开发更安全、更经济、更具普及性的办法。

《中国科学报》:您说的方法是指基因编辑疗法吗?现在这方面的实践怎么样了呢?

张林琦:要想解决CCR5基因供者稀缺的问题,基因编辑疗法可能是当前唯一比较有效的解决方法,它可以很有效的把CCR5基因敲除掉。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包括:基因敲除的精度、准确性和效率。如果敲除效率达不到100%,(治愈)根本一点希望都没有,因为病毒会扩散到没有敲除掉CCR5基因的细胞中,也就是病毒肯定会再次反弹。

要达到把CCR5基因100%敲除掉的目标,还要走一段艰苦的探索之路。这就像在大海中捞针,如果找错了艾滋病治愈,捞出一块“石头”,那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另外,找到针后还要把它精确地打断,这还是很困难的。

《中国科学报》:我们注意到,两个治愈的艾滋病病人都同时患有两种严重疾病(“柏林病人”是同时患有艾滋病和急性骨髓性白血病;“伦敦病人”是同时患有霍奇金淋巴瘤和艾滋病),这是巧合吗?还是有别的原因?

张林琦:鉴于现有的抗艾滋病药物已经能够很好的抑制病毒在体内的复制、提高感染者的寿命、维持病人的健康状况。因此对于只患有艾滋病的病人来说,通常没有必要接受可能会对身体造成额外伤害的疗法。

“柏林病人”和“伦敦病人”之所以都采取骨髓治疗的方法,是因为他们患有的其他病症必须要采取骨髓移植的方法治疗,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有需求的,骨髓移植疗法是确定的,只不过需要骨髓移植的供者需要携带CCR5-Δ32等位基因,这样可以实现“一箭双雕”的作用。(韩扬眉 李晨阳)

论文链接:(20)30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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