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不可以有梅毒

在1943年青霉素被使用之前，梅毒不好对付。

在世界各国，许多知名人士都曾感染梅毒，确诊和疑似的梅毒患者名单上，既有国王、王后，也有作家、艺术家，甚至还有教宗、主教。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诸如确诊病例这样明确的史料作为有力证据，只是他们的健康状况与梅毒病症极其相符。

一方面，梅毒在欧洲曾一度被看作是“天谴”，是忌讳被提到的隐疾，即便是为名人写传记的作家，多数都会在传记中竭尽所能避免将伟人及其伟大的作品与梅毒牵扯上关系。

另一方面，梅毒被医学专家们称为“伟大的模仿者”，因为它的多数症状都与其它疾病的症状难以区分，例如风湿病、关节炎、癫痫、头痛、肠胃病、狂躁、痴呆、精神分裂、失明、失聪等，这就为后续的争议提供了可能性—他到底是梅毒患者，还是某一症状相似的疾病的患者。

那些贴在名人身上的梅毒标签，有些是无意的，有些是恶意的，有些是证据确凿的。而无论是哪种情况，更值得关注的都是标签背后的故事和现象。

哥伦布带回的“恶果”

1493年3月15日，在寻找新航线途中意外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率领船员回到了西班牙，当人们为了满船的奴隶、黄金、雪茄和异国食物欢呼雀跃时，那不请自来的“看不见的偷渡者”正悄无声息地不停寻找一个又一个的新宿主，最终在整个欧洲大陆蔓延开来。

在伏尔泰的《赣第德》一书中，饱受梅毒蹂躏的教师潘格洛斯说：“梅毒来自新大陆，是一位跟着哥伦布航行的人带回来的，但是到头来成为一种必要—毕竟，如果没有哥伦布的航行，欧洲就没有巧克力。”

哥伦布是欧洲第一位身患梅毒的名人么？有人说，如果你去到圣多明哥的哥伦布纪念堂，问那里的导游哥伦布是怎么死的，你得到的答案大概率是：死于梅毒。

直到现在，流行病学专家们仍在争论梅毒是否是由哥伦布的船只从美洲带到欧洲的，但对于梅毒在欧洲暴发的时间却没有争议—查理八世的法国军队攻打那不勒斯，甚至可以精确至1495年2月22日下午4时。由于当时的欧洲各国间战争不断，入侵军队与当地居民间的性生活放纵又混乱，无形中帮助了梅毒螺旋体找到大量宿主，并跟着宿主一起游走向欧洲各国。

这种经由性行为传播的可怕疾病被称为“梅毒”，但在医学界认识它之前，它有很多名字。因在欧洲暴发的首个地点是那不勒斯，于是法国人称它为“那不勒斯病”；但意大利人却认为这种病是法国军队带来的，所以称它为“法国人病”；俄罗斯人被传染后称之为“波兰人病”，而波兰人称之为“日耳曼人病”，日耳曼人则称之为“西班牙痒”—对于这种感染原因极不光彩的恶疾，每个国家都怪罪给自己的邻国。

作为一种性病，妓女首当其冲地被认为是散播梅毒的主要群体。对此，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在战争中，西班牙士兵以食物不足为借口，将一同避难的染病妓女赶了出去，这位妓女却被法国士兵欣然接收了，随后法国军队的士兵被感染，而此事可谓是“细菌战”的早期范例。

有意思的是，以擅长描绘世俗生活而著称的小说家莫泊桑，其短篇小说《第二十九床》便讲述了一个极其相似的故事。伊尔玛在情人埃皮旺上尉随军打仗时，被闯入法国鲁昂的普鲁士人强奸并染上梅毒，她为了复仇拒绝接受治疗，而是通过同更多的普鲁士人施云布雨，以期靠传染梅毒害死他们。“我就想报仇，哪怕死了也甘心！于是，我也传染给他们，传染给他们所有人，尽可能毒害他们。他们在鲁昂待一天，我就一天不去医治。”

鼻整形与路易十四的假发

“细菌战”毕竟不是什么值得推崇的事物。而下面要讲到的这两样，相比之下就正能量多了。

让我们先来聊聊假发。

提起欧洲人的假发，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欧洲法官头上顶着的白色带卷假发。在中世纪的欧洲，不仅仅是法官和律师，而是几乎所有贵族都有戴假发的习惯，可以说是贵族阶级的一种时尚打扮，甚至是出席正式场合或沙龙聚会时的正规装束。然而，假发之所以盛行起来，与梅毒有着很大的关系。

据史料记载，1655年，年仅17岁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患上了梅毒。由于当时没有抗生素，梅毒造成的开放性溃疡、麻痹性痴呆、失明、失聪、斑状脱发等问题便得不到直接的、有效的解决。路易十四因脱发问题严重，雇用了48名假发技师，为他制作了45种假发。随后，路易十四的表弟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在法国流亡期间也患上了梅毒，并且遇到了同样的脱发问题，于是查理二世效仿他的表哥，也戴起了假发。

彼时的欧洲梅毒猖狂，又因不少贵族们的私生活不检点，患有梅毒的贵族不在少数。没有染上梅毒的人，其实也有着头发的烦恼。欧洲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流行洗澡的，长发便很容易滋生虱子，于是，剪掉长发戴上可以清理的假发成了很好的选择。一方面出于自身生理需求，一方面出于对两位国王的效仿，戴假发的风潮盛行起来。甚至因需求量大，成本增加，戴假发一度成为一种炫富的方式。

时至今日梅毒患者，假发制作的技术越来越好，可流行趋势已不再。但梅毒催生的另一项技术—鼻整形，却不断精进和推广。

早在古埃及时期就有医书记载着一种流传于民间的鼻整形术。当时的古埃及人为了惩戒盗贼，会将其鼻子割去。对此，民间一个姓科玛斯的家族研发了造鼻术，将额头或脸上的一块皮肤切下来移植到鼻子上，并用芦苇将鼻孔撑开以防下塌，直至完全长合。但这一技术只在小范围内开展，并未得到传承。

到了公元前6世纪，一位名叫苏施拉塔的印度医生，将与上述形式相似的鼻整形术广泛施用于因通奸罪被削去鼻子的印度人，并把详细方法记录在自己撰写的医书中，后被翻译成英语被欧洲的外科医生知晓，但并未引起广泛影响。

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梅毒在欧洲盛行，不少人因感染梅毒导致鼻子腐烂变形，意大利的外科医生塔利亚科齐沿用了皮肤移植的方法，不过他选择的是上臂内侧的皮肤，或许是因为这样面部的其它皮肤就不会遭到破坏。患者的上臂皮肤被切开一块，但并不完全取下，以保证血液供应，为了让这块皮肤顺利长到鼻子上，需要患者将手臂固定在头部长达近一个月的时间，直至手臂上的皮肤在鼻子上长好，再将手臂和鼻子分离。

塔利亚科齐被一些后人称为“现代整形外科之父”，虽然以他的方法重塑的鼻子并不牢靠，有时患者过于用力擤鼻涕，新鼻子可能就掉了。

贝多芬“不可以”有梅毒

与带回梅毒的哥伦布和戴火假发的路易十四相比，那些活跃于19世纪的艺术家和作家中的梅毒疑似患者，更具争议性。大多数人应该不会反对舒伯特、舒曼、波德莱尔、福楼拜、莫泊桑与高更曾罹患梅毒，但对于尼采、贝多芬、王尔德、梵高的患病情况争议颇多。

对于专注于临床医学研究的医生和从医学角度出发的历史学家们，讨论这些名人是否患有梅毒，是更为客观的。而那些以名人们的身世和艺术作品为出发点的人，则会带有更多的感性认识，毕竟同时提起“艺术家”和“梅毒”这两个词时，人们往往会问：梅毒对此人的作品有何影响？这样问其实有些失礼，因为这等于将他们的作品贬为“不过是梅毒的产物”。

在钱钟书的《围城》中，方鸿渐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梅毒对西方的影响时说：“梅毒在遗传上产生白痴、疯狂和残疾，但据说也能刺激天才。”正是类似的言论，促使那些看中艺术性多过历史的人，无论如何都要撇清艺术家与梅毒可能存在的关系。

最典型的代表是贝多芬。19世纪的医学界普遍认为贝多芬患有梅毒，但在过去的数十年中，贝多芬的乐迷们极力否认。贝多芬同时代的人指出，他临终前几年发疯，个性改变、狂怒、行为古怪、思想偏执，这些都是第三期梅毒所导致的麻痹性痴呆发作的前兆。而恰恰在这个时期，贝多芬作曲的形式与表现力达到精致水平，他后期的作品堪称音乐史上的转折，特别是他失聪后创作的《第九交响曲》终曲乐章《欢乐颂》，是公认的完美之作。

梅毒的病症和社会对梅毒患者的恶意为患者带来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作为艺术家，对生命与生活的感悟一定会反映在作品上，至少是作品的主题上，那么可以说梅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艺术家的创作。例如，舒伯特在确诊梅毒后，所作乐曲中充满悲伤和悔恨。如果发展至末期，梅毒使得患者的神经系统产生强烈的兴奋或沮丧，偏执和妄想也会带来不断涌现的创意，因此，方鸿渐的说法并非毫无科学依据。

但是，作为改变音乐史发展的音乐大师，“他的不朽作品神圣不可侵犯，今天没有人敢表示轻蔑的批评。贝多芬的音乐让我们觉得好像进入圣殿，内心充满敬仰”。安东·诺伊迈尔，一位临床医生、病理学家兼音乐家如此反驳那些讨论贝多芬病情的人。在他看来，贝多芬“不可以”有梅毒！

相比之下，莫泊桑的粉丝们就淡定许多。

莫泊桑在1877年诊断出患有梅毒前，他的文笔和创作还很平庸，后来突然文思泉涌，写出了使他成为短篇小说大师的名篇《羊脂球》。莫泊桑的传记作家罗伯特·谢拉德提出，这可能与“无数的梅毒螺旋体在脑中来回冲撞”所带来的刺激有关，它可能帮助天才更上一层楼。

这听起来似乎也对作家本人的创作有些冒犯，但却少有人去反驳，毕竟莫泊桑对于自己是梅毒患者一事毫不掩藏，甚至在19世纪文学史上留下了最狂妄的坦白：我得了梅毒！终于！真的是梅毒！不是不屑一顾的淋病、菜花之类的，是梅毒，法兰西斯一世就是死于梅毒。雄伟的梅毒，纯粹简单；优美的梅毒……哈利路亚，我得了梅毒，所以我再也不必担心被他人传染。

很多同时期的作家与艺术家都曾表现出对性爱的痴狂，以及他们私生活的狂妄纵容。梵高曾在写给弟弟提奥的信中说：“我需要女人，我无法，我不能，我不要一个人活着。或者简单说，我受不了……我认为没有爱的生活是罪恶与不道德的。” 福楼拜则更加地轻狂，他曾叼着雪茄以蔑视的态度对他的一位朋友讲述，他夜里在妓院里与那里最丑的妓女性交，且有他人在旁边观赏。

因为他们，后人常常会把19世纪的作家、艺术家们看作是“疯狂的天才”。到底是他们在追求自我与艺术时的疯狂让他们成为高度疑似的梅毒患者，还是梅毒真的刺激了他们的艺术天赋，到今天已很难定论。就算他们真的身患梅毒梅毒患者，在对待他们这样的天才时，梅毒螺旋体也会生出恻隐，激发他们的天赋，而不是把他们变成彻底的痴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