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地握着你的手让你不再孤单
李侠，28岁。2001年毕业于昆明医学院后到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简称三院或传染病院）感染科工作，现为云南省艾滋病关爱中心医生。
我曾经怕过……
在我进入三院感染科工作之前，住院的艾滋病人并不多，一年也就几个。2001年后，艾滋病人渐渐多起来。
我接触的第一个ＨＩＶ感染者，是位年轻的女性。她因车祸被送到急救中心，左腿粉碎性骨折，做了一个简单的清创手术后，8天没有人来过问她。第八天，她被告知，她是ＨＩＶ感染者，要马上转院。她来到我们医院后，外科也无法给她做手术艾滋病人自述，因为没有这个条件，治疗也就是每天给她的伤口换药，因为她当时还只是一个携带者，时间不长她就出院了。
这是我接触的第一个病人，她那时还没有进入发病期，但我给她换药时，心里是很害怕的。因为她伤口的创面很大，每次换药都有脓血流出来，而且所用的器具都是一次性的，这样成本就很高，大概每次得花100元。后来她家的人说他们已经学会换药了，要自己换，我同意了。也可能他们看出了我的恐惧。大概过了两年，有一天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在电视上看到我，就想在电话里听听我的声音。之后我们一直有联系，她常打电话来，有时是问一些相关的问题，有时只是随便聊聊，像朋友一样。她路过门诊部时总会进来坐坐。可能因为她的乐观性格给了我很好的印象，使我后来在接触感染者和艾滋病人时并不困难。
我很幸运，接触病人是由轻到重，让我的心理有个适应过程；如果正相反，我不知道又会是什么感觉。后来接触的病人越来越多，很多人是被抬进来的，极度消瘦，离不开氧气，可我已经不害怕了。甚至在他们出院后还会想他们。一般他们都会主动跟我联系，我习惯了这种联系，如果有段时间没有消息，我会很牵挂，怕他们出什么问题。
病情的压力不仅仅是给病人的……
我遇到一个病人，是个小伙子，身体很健壮。在别的医院已经查出被感染，所以我们就直接对症下药，3天后见效，15天就出院了。这个过程很短，可以想象他对你的态度，真的是千恩万谢。回到家的第一天晚上就发烧，一个电话打过来，问为什么一离开医院就发烧？我听出了他的焦虑，安慰他说，可能是回家途中受凉了，要他不要紧张，等天亮后再到医院来。第二天早上6点多钟，他就到了医院，说40度高烧吃了药也不退。再次住院。这下就没那么容易了，天天40度的高烧一烧就是一个半月，他自己已经失去了信心，我们进去查房，他用被子把头蒙上，不理我们，尽管还不至于骂我们，可和第一次住院时的态度相比，仿佛换了一个人。他从治疗中看不出效果，所以干脆就采取了消极对抗的态度。
他的身上出现了一个包块，我怀疑是淋巴结结核，于是请了我们医院外科的医生来做一个切片手术，期望能够确诊。给艾滋病人做手术，医生都很害怕，因为一动刀，就有可能带来很大的风险，即使是在我们这样的医院，也是壁垒森严的。我好不容易请来了外科医生，病人知道只是做诊断而不是要把那个肿块切除时，坚决不做，让医生滚，劝说半天都没用，而且情绪越来越激动。手术没做成，我也被气哭了。
其实，病人的这种态度我是理解的，他们之所以可以忍受痛苦，是因为怀有希望，可一旦他们意识到这个希望不存在，忍受也就到了极限。这时便出现了各种精神症状，有的是极度暴躁，有的是极端沉默，抑郁。我们请精神病院的医生来做心理治疗。可能因为艾滋病的特殊性，面对心理医生提出的问题：如，你是否想死？你打算用什么方式死？是跳楼还是吃药？病人的反应是非常愤怒，说如果有枪，会立刻对精神病医生开枪……
这种情绪很常见。我觉得他们内心是对医生抱有很高的期望，不管他表现出的是热情和是冷漠，不管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多么地敌对，可只要是医生说的话，他们总是会听的。所以，我到病房时即使看见他们用被子蒙着头，我也一样跟他讲话，尽力而为。
当然病人的信心还是来自病情的好转。医生说得再好，他的病情没有改善，甚至越来越重，那医生的话也就无效了。这也是作为医生最大的压力。特别是艾滋病这样的病。
家属和病人不同。知道是这种病后，家属对治疗并不抱多大的希望，没有太多的信心。唯一要做的就是满足病人的所有要求。在别的医院诊治过程中，家属可能看够了白眼，受尽了歧视，所以，到了我们医院，会觉得这里的医生护士特别好，心理上马上就有了变化，一般跟医生的关系都很好。
出院后的困境
有个家在外地的病人病得很重，整天咳嗽。住院后只见到他的父亲陪着他。有一天，我接到他妻子的电话，询问她丈夫的病情。我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了她，希望她在这个时候能够陪伴在丈夫身边。而且我也希望她能来昆明检查一下自己是否被感染。孩子满月后她来了，一点怨言都没有，每天给丈夫做好吃的。丈夫好转出院时，她对我说：我没有文化，不会说话。谢谢医生了，让我领着一个活人回家（她是准备带着骨灰回家的），临走，她又问了一句：医生，我会不会也被传染？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来了这么长时间，寸步不离地守着丈夫，从没有想到过自己！后来查了，没有被感染。今年元旦，我接到她打来的电话，知道她处境很困难。每天干这么累的活，还要服侍病人，带孩子，一口气都喘不了。我就劝她往好处想，还是出于医生的职业习惯，叮嘱她：过夫妻生活时一定要用安全套。她马上说：李医生你别开玩笑，我哪有那种心情？那以后的一整天，我的心情都很糟糕。我们总是对病人和家属说，要过正常人的生活，可这个疾病给自己和家人带来那么大的创伤，怎么可能正常？
这个电话让我对这个病有了新的认识。原来以为只要治好了病人，把他们送出医院就完成任务了，可现在我知道了，走出医院，他们还要面对更多的困难，生存的压力、社会的压力、感情的压力……
一举一动的关爱
大多数病人是很配合的，面对死亡，其实也就到了生命的底线；这时，有的病人非常冷静，他们会问：医生你对我说实话，能不能治？不能治的话就不要花那么多冤枉钱；可有的病人就只是试探一下你，真实的想法还是要你给他希望。我总在想，我怎么能承担起那么大的责任呢？
我的家人对我的工作很支持，觉得是一个高尚的职业。我的先生（刚结婚）在我们结婚前就习惯了我的工作状态，我把我的病人介绍给他，他主动跟病人握手，这让我感觉到他的可爱，对我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他是搞电脑的，很单纯。我在休息时间也倾听病人的倾诉，为他们做心理安抚时，他从不表示厌烦。可时间长了，特别是结婚后，我自己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干扰。我的手机、小灵通都是公开的，除了睡觉，随时有可能接到病人的电话。
做艾滋病医生需要特别有爱心，因为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群体。这个病带给病人的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而且有很多社会文化因素造成的压力。医生除了治疗以减轻病痛的折磨，还要尽可能地消除他们心理上的压力，所以，你的言谈举止就显得尤其重要。比如，我们跟病人一起吃饭，为病人做检查时不戴手套等等，很小的动作，在病人心理上都有影响。
可在我们这个团队之外，却碰到了很多不公平的事。有一次我们院的大夫带一个得了脑炎的患者到一家大医院做ＣＴ检查，将实情告诉了做ＣＴ的医生，这位医生立刻对病人说：下来，我们不为艾滋病人做（检查）。无论我们院的医生怎么说，他都坚持不做。这位医生哭了，他说：不仅仅是艾滋病患者受歧视，连我们医生也受歧视。他被划定在了这个圈子里！
有时，我也觉得很难，做别科的医生，起码可以轻松点，病人只要出院，就跟医生没关系了，而艾滋病人太特殊了，他需要你做他的心理医生，在情感需求方面他们比别的别人要强烈。面对他们，我总是想，在他们的处境下，他们该怎么生活。这给了我很大的压力，也带来了很不好的情绪。
另一种压力来自治疗效果。当患者问：还要花多少钱才行？要不要卖房子？等等，个别实在是治疗无望，而且家里极度贫困的，我会把真实的情况告诉病人家属，让他们自己做决定。
说真的医生不是万能的，医学有自己的局限，我既不愿意眼铮铮看着一个家人财两空，彻底崩溃，也不能让病人失去信心，这真的很难。
有的吸毒病人，只要有点钱马上就去买毒品，看着他们年迈的父母，我会在心里问，值不值得救这样的人？有一家人兄弟两人都吸毒，哥哥已经死了，弟弟住在我们医院，近80岁的母亲一直在床前照顾儿子。由于病人对免费药物不适应，只能给他用自费进口药。我找他母亲说明了情况，她问“多少钱一粒？”然后从口袋里掏出50元，说先买两粒（29元1粒，一天需要服两粒）那时，我难过极了，就想对她说：吃两粒是没有用的，你还是留下这50元去吃饭吧！
有个病人从10几岁开始吸毒，到29岁时艾滋病发作，妈妈卖了一套房子为他治病。在这期间，这个总是给妈妈带来麻烦的儿子突然变得懂事了。这位母亲对我说：儿子有这个变化，我那房子卖得值了！
儿子得了艾滋病竟然让妈妈发出这样的感慨！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想。 也许，病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得病后才知道生命的重要，才懂得珍惜时间，理解别人的付出。
消除社会歧视期待美好情感
我认为要消除恐惧，最重要的还是要接纳艾滋病感染者。在我们医院这个小环境中，我从来感觉不到歧视。因为这里的所有关系都是以病人为中心的，病人和医生，病人和亲属，家属和医生。病人的需要是第一位的，所以，不仅没有歧视，而且关爱备至。可是，要让普通人接触艾滋病感染者很很难，首先感染者就不愿意暴露身份，
有个大学老师，直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感染的。她的老公和孩子都知道实情。她自己没有吸毒史，没有丈夫以外的性关系，也没有做过手术，没有输过血。可这个事实已经无法改变。她说接受这个现实后，她特别想对别人说，可能在你不知不觉中，风险已经来到了你面前。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离这个病很远。正当她准备把自己的病情说出去的时候，他老公单位搞了一次问卷调查，其中有一项是，当你面对艾滋病人时，你会怎么做？多数人选择了“离开”，在对艾滋病的理解上，很多人都认为是“罪有应得”。老公回家后对她说，你还是不要说出去，否则你的压力太大了。老公同时还嘱咐她，你吃的药不要放在外面，让别人看见不好。尽管有说出去的愿望，或者说自己能够正确面对这个病，可社会环境还是不允许。
应该唤醒人性中的那份美好感情，只有感情这根纽带可以真正消除歧视。
对医生来说，最大风险是职业暴露。尽管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例职业暴露的报道，但是这种风险是随时存在的。有个同事就碰到了这种情况，将一个病人埋在皮下的针头戳在自己手上，她当时就哭了。后来吃抗病毒药，因为是一个健康的身体艾滋病人自述，和药物的对抗就很激烈，反应特别大，非常痛苦。我自己也有过失手将病人的体液泼洒在自己身上的经历，这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将剩余的体液抢救回来，因为要等着做检测，之后才去收拾自己。如果我的身体上有创口，这时已经被感染了。
尽管风险很大，压力很大，可我仍然热爱这份工作。因为这份工作让我体味了更多的爱心，体验到了拥有人间美好的感情，可以让生命产生奇迹。
采访手记
和李侠交流很舒服，这是因为她的真诚和善解人意。在她这样的年龄，理应拥有一种轻松快活的生活，体味更多幸福和美好，可这份职业却让她亲历了太多的不幸和艰辛。她其实可以有别的选择，然而，她没有。
李侠最触动我的是她天性中的那份纯真和善良，那与生俱来的悲悯之心。她仿佛就是为了当医生才到世上来的。当我把整理好的稿子发给她后，她对是否用自己的真名见报没有什么顾虑，却担心文章中传递出的某些信息给患者带来消极影响。她看问题的出发点，始终是她的患者。
李侠告诉我：前天我参加了一个有关艾滋病儿童治疗的培训，在课堂上有一位学员提问：艾滋病儿童哪怕是治疗成功十几年，也可能无法就业，成家，难以服务社会，到底值不值得？美国的儿童艾滋病治疗专家回答：我们去治疗，有可能五个孩子中能够活下三个，虽然这三个孩子将来还有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压力，但是如果我们不努力，五个孩子都会死去！
尽最大的努力挽救生命，这就是李侠以及和她一样坚守在抗击艾滋病一线的医生们的信念。
■ 梁苹（滇池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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