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鄂西北的均川镇曾有成批的农民因生活窘迫而外出卖血,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不幸遭到艾滋病魔的袭击。在抗击艾滋病魔中艾滋病人自述,那些曾感染上艾滋病的农村妇女命运如何?有人告诉我,要了解艾滋病农妇就一定要采访镇医院的夏治华医生。
我如约到达镇医院艾滋病人的“温馨家园”,向夏医生说明来意,夏医生说:到如今,还没有一个人和机构来我镇专门调查了解艾滋病妇女的情况,艾滋病妇女确实是一个特别要关注的群体,过去妇女感染艾滋病的比率还比较低,现在呈逐年上升趋势,我镇农村妇女感染的比例大约是100名艾滋病人中大约有42—43名女性,感染的性别比与全国、全世界基本接近,而且妇女是受害者多,妇女感染极易引起母婴传播。
我请夏医生能否叫几个艾滋病妇女进来座谈一下,他答应了。
我面前坐着六个艾滋病妇女,她们的脸上都挂着笑容,而且都很大方,毫不忌讳她们的身份,如果不是在艾滋病人的“温馨家园”,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她们是一群艾滋病人。刚开始,我小心翼翼地和她们交谈,尽量不涉及到她们的姓名和住址,没想到,她们在谈话中很爽快地自报家门,并将她们的姓名、详细地址乃至家庭电话号码都逐一告诉我。当她们得知我是专门来调查农村艾滋病妇女情况的,一个个都毫无顾忌地敞开心扉,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
本珍:“我今年35岁,是1993年—1994年卖血得的病,我出生才4个月妈就死了,我的哥嫂狠,我爸当不了家,17岁时我就出嫁了。婆家弟兄六个,丈夫也没妈,我嫁过去时家里穷得叮当响,分家只分了一间旧土砖屋,后来我们生了3个孩子,当时家里困难,3个孩子都要上学,我们也想把屋子换一换,看到村里有人卖血,我也跟着去,那时候村里人卖血真是卖疯了,听到哪有卖血的就剜墙拱洞地往那儿跑,我开始卖血还是到正规医院、血站去卖血,那里消毒比较严格,采鲜血时先量血压、体检,过3—4道关,后来村里有人跑黑道去血头那里卖血,那时候人们都不知道有艾滋病,我第一次去见血头,还生怕他们不让我卖血呢,我拎了两瓶酒去见血头,那时湾里也有给血头送礼的,我当初不知怎么就像被鬼迷住了,后来回想起来,我这不是在给阎王爷送礼吗?那时候,黑血头地下采血,只要查出血型就摇浆,黑血头只要血浆不要血清,血浆摇下,然后再把剩下的血清回到我的身上,我也不懂,还以为把自己的血回到自己身上是好事,我一天输几次血的事也干过,我一次抽2—3袋血,一袋卖20元,后来就染上这种病。当初我只听说卖淫、乱搞男女关系会得病,不晓得卖血也会染病,要是早知道,就是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会去卖血的,黑血头害惨了我们,他们自己也都没有好下场,他们是带头卖血、带头死,听说现在黑血头都已死光了。”
远芹:“我只卖了一回黑市血就传染上了,当时是40元一针,我们村里女的感染艾滋病的至少有10人,都是卖血被感染的。那时候因为穷,屋里这也没有,那也没有,就出去卖血,我原以为卖血没有事,如果晓得卖血会染病,就是给我1万2万我也不会去。现在我就是精神上的压力太大,病人眼睛尖,想法多,看到不公平不顺眼的事,气得腿直发抖。亲戚们听说我是艾滋病,都躲着我,有一天晚上我去一个亲戚家帮忙烧火,我做了20多盘菜端到桌子上,可满桌的人都不伸筷子,一个个说:我中午吃饱了,晚上不想吃了,给他们斟酒谁都不喝。一桌子的客人不吃不喝,你说急不急人?我知道,大家是嫌弃我,我急得喉咙直想吐血,于是赶紧打电话叫家里来人用摩托车把我接回去,从此后,我再也不出去帮人烧火做饭了。”
菊花:“我19岁还没结婚就在卖血,我的腿从小就患有坐骨神经病,是个残疾人,没有劳动能力,丈夫也是艾滋病人,女儿上学虽然减免了学费,但一个月几百元的生活费还得自己想办法,所以家里经济困难得很。我想贷款养猪,贷不到钱,银行怕我死了无人还贷款,上级扶贫给我们发救济款,扶助我们盖房子,村里也有人说,瞧,那几个卖血的倒发了,上级拨款扶持我们种袋料香菇,也有人说风凉话,艾滋病人想搞什么都难。现在,党和国家给了我们温暖,吃药治病不要钱,对我们做到了仁至义尽,我们心里很平衡。我们主要的压力是社会上的歧视,我走出去大伙张一嘴李一嘴,有的人当着我的面说得嘴直歪,走人家,亲戚们也都是给我们搞专门的碗筷,人走后把筷子、碗都甩掉,记者来采访我们,左邻右舍的村民们像看百把戏似的,我们不敢出去见人。”
德玉:“现在,我心中最痛苦的是亲戚们的歧视。我娘家姊妹几个都在城里,妈还健在,弟弟在城里搞建筑,还有小车。过年时,我丈夫到妹妹家拜年,妹夫连门都不开,他们几家开车到我家来拜年,在门前场子里站一下,打声招呼,把礼物放在门口,门都不进就走了,气得我也决心不走这些人家了。最让我伤心的是我的儿媳妇也不愿意接近我,他们结婚后就走了,连电话也不跟我打一个,有了孙子后,媳妇不要我引孙子,连小孙子的衣服都不准我摸,孙子只要接触我,她就打孙子。我的掌柜的(丈夫)是杀猪的,在村里人缘很好,过去村民们都愿意找掌柜的去杀猪,自打我们夫妇两人得病后,村里人都不愿意让掌柜的杀猪了,就连我的婆婆杀猪也不找自己的亲儿子杀。可是村里有个老书记,他看过报纸后,知道艾滋病除血液、母婴、性生活传染外,其他的途径不容易传染上,所以他一直和我们来往,他家照样请我掌柜的去杀年猪,请我们去喝血花汤,还经常打电话要我到他家去玩,要我和他们一起打牌,他知道我没钱,就说打牌只画乌龟,不打来钱的,看来懂知识的人就是不一样。”
韶芹:“我不是卖血,而是被输血感染上的,1999年做妇科手术割子宫瘤需要输血,当时为图便宜,找一个卖血的亲戚输血,没想到被感染上了。家里四口人,丈夫有高血压,全家只我一人得了这个病,提起病我就要掉眼泪,急得我耳朵也听不见了。现在我做生意,西瓜、苹果没人买,理发没人给我理,苹果烂了就没人要,你说急不急人?我得了艾滋病,一个妈生的兄弟姐妹态度也不同,姐姐吓得不敢见我,弟弟非要接我去他家玩,弟弟说,姐,你有病我不嫌你。人们害怕传染,但是每宣传一次,人们对我的态度就好一点,我心里就舒坦一点,街上做宣传活动,每宣传一回艾滋病知识,我心里头就吐一回闷气。”
菊萍:“湾里人都说我是最造孽的人了,我爸卖血染上病已死,我一家兄妹四个都有艾滋病,大姐已死,我是老二,老三是妹妹,老四是弟弟,但是,我没有感到受歧视。前几天,有人到我家给我姑娘做媒,我姑娘没有艾滋病,我当时就打开窗户说亮话,说我们两个老人都有艾滋病,请做媒的人如实转告,第二天男伢就到我家吃中午饭,他长得五大三粗,是个蛮好的男伢,张口就对我说:我不嫌弃您们,我与您的姑娘过一辈子,又不是与您过一辈子。原先人们对艾滋病怕得很,经过反复宣传艾滋病人自述,现在要好一点,看来还是多宣传好。”
我问在座的几个妇女:“你们心中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几个妇女异口同声地说:党和国家给了我们温暖,我们心里平衡,主要的压力是社会上的歧视,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政府、领导和医生,还有报纸、广播电视上要多宣传防治艾滋病科学知识,多做宣传广告,多办培训班,宣传多了,人们就不会歧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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