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科技 乔辉 王艳
划重点：
早期肝癌治愈率非常高，靶向治疗在迅速发展；
艾滋病人用联合用药控制，寿命已接近正常人；
自杀并非是简单的问题，需要全方位进行干预；
心血管等慢疾病已经成为目前人类的头号杀手；
大众认知跟不上医学的发展，还存在很多误解；
癌症治疗已经到了变革之年，新方法不断涌现；
2019年11月4日，首届腾讯医学ME大会（以下简称“ME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以“生命之问”为主题。中外重大疾病领域的领军人物通过演讲的方式，传播前沿医学突破与临床防治经验。
此次ME大会由腾讯携旗下腾讯医典，联合《NEJM医学前沿》（全球顶级全科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集团旗下期刊）共同打造。
在今年ME大会的舞台上，演讲嘉宾分享了癌症、艾滋病、转化医学等多个先锋医学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和研究成果，以权威和准确的知识，搭建起一座先锋医学与大众健康之间的桥梁。
朱秀轩：肝癌靶向治疗方案进展迅速
朱秀轩是美国麻省总医院肝癌研究主任，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国际公认的肝癌和胆管癌专家，他带领团队设计出一系列针对肝癌晚期的靶向治疗方案。
朱教授告诉大家，在世界范围内，肝癌的发病率高居第六位，死亡率也排在世界第第四位，中国肝癌病人占全世界一半以上。根据最新报道，肝癌与中风、缺血性心脏病、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病一起成为中国五大疾病死因。
我们要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肝癌可以预防吗？肝癌有很多致病因素——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过度酒精摄入，还有脂肪肝。目前，我们已经有很好的办法来阻断每一个病因。
肝癌可以治愈吗？可以明确的是，早期诊断的肝癌治愈率非常高。射频消融、手术切除都是对早期肝癌治疗的非常好的手段。
如果进入多发性肝癌阶段，可以考虑介入治疗，目前已经有一些非常有效的肝内局部治疗。而一旦肿瘤出现了肝外转移，就要依赖全身治疗，到现在为止，已经有5个靶向药物和2个PD1抗体。
他表示，通过有效的、系统的化疗，靶向药物、免疫治疗的开发，医生可以把病人的总存活期逐渐延长。
值得高兴的是，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肝癌中具有抗肿瘤活性，并已成为治疗标准。初次之外，还可以用抗血管生成抑制剂和靶向检查点抑制剂进行联合应用，并达成了药物史、肝癌史上从未有过的缓解率。
尽管所有靶向药在一定时间内都会出现抗药性，但最新开发的第二代FGFR抑制剂是拥有非常高选择性的、不可逆的广谱抑制剂，可以产生更好的疗效。
最后，朱教授表示，肝癌在早期是完全可以治愈，即使肝癌被诊断在晚期，也要充满希望。
目前，精准医学和靶向治疗已经在肿瘤领域开始有很好的应用。现在已经成功探索出抗血管生成抑制剂，这对于提高肝癌总存活期有实际意义。通过对耐药机制和控制耐药机制的新策略的研究，能够使肝癌患者受益。
李太生：艾滋病人用联合用药控制，寿命已接近正常人
李太生是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艾滋病中心副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和艾滋病诊疗中心主任。
大会上，李太生表示，在上世纪80年代，从感染艾滋病毒到临床6-8年的无症状期，到发病期之后的2年，病人100%会死亡。那时，艾滋病被人们称为“超级癌症”，因为它不仅会造成死亡，而且还具有传染性。
人类在抗艾的过程中发现了艾滋病的病原——新逆转录病毒艾滋病治愈，并且找到了艾滋病发病的主要机制——CD4阳性细胞，但这对艾滋病的治疗帮助有限。
直到1996年鸡尾酒疗法开始被广泛使用，艾滋病病人的寿命才得到了显著的延长，治疗后20-50年的生存期，已经让艾滋病变成一种可以治疗的慢性内科病。此外，2011年时美国教授做的一个研究表明，对艾滋病感染者进行早期治疗可以减少97%的传染性。
事实证明，从2010年到现在，艾滋病增长的速度已经下降了16%，死亡率也下降了33%。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艾滋病疫苗，早期治疗也可以大大减少艾滋病的传染性。
而且，艾滋病也曾经有过被治愈的记录，分别是“柏林病人”和“伦敦病人”两个案例，但因为这两个病人同时患了艾滋病和血液病，所以他们的特殊性导致了这种案例的难以复制，不过我们还是能从中看到新的希望。
目前来看，艾滋病最大的问题就是认识上的误区，很多老百姓、医生都仍然认为艾滋病是超级癌症，艾滋病仍然是不可治的疾病，尤其是认为和病人一起吃饭，握手等接触也会被传染，这是错误的。真相是艾滋病只有通过三种途径传播：没有保护的高危性行为、母婴传播、血液传播，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
虽然中国是艾滋病的低流行区域，但是目前性途径感染已经占到了HIV新报告人群的97%，因此艾滋病科普工作势在必行。而中国政府一直都很重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免费治疗政策的实行和抗艾药物的研发都为遏制我国艾滋病的蔓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过去10年间，中国的研究者经历了毒副作用问题、长期治疗的疗效问题、并发症问题的严峻考验；并在政府的支持下探讨着适合中国国情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防治方案；通过严格的科学研究，找到了更适合中国人的治疗方案。此外，中国团队不光是做出了中国人自己的流行病学特点，同时也做了很多原创性的研究。
中国团队首次在国际上提出的，艾滋病全病程管理或者叫综合管理的新理念，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并且被写入了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李太生认为，中国应该进行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研究，促进基础研究向临床成果的转化，促进政策方面的进一步改进。
目前，艾滋病攻克的难点除了并发症还有免疫重建障碍，其中对于慢性炎症的控制，是一个新挑战、新热点。而李太生及其团队在10年前开始了利用中药雷公藤的尝试并受到了国家的批准，有望在今年启动第一例病人入组试验。
李太生：艾滋病可以被功能性治愈，不必谈“艾”色变
费立鹏：自杀是个复杂问题 需要全方位干预
费立鹏是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自1995年起就开始专门研究中国人的自杀问题，凭着对中国自杀研究与干预工作的成果，他已经成为中国自杀研究领域的权威和领军人物，有“当代白求恩”之美誉。
首先，费立鹏带领大家简单回顾了国内外的自杀率统计情况。他指出，国家间的自杀率有很大差异，差异最大甚至可达100倍。
中国的自杀情况和国外的自杀情况究竟有哪些差异呢？费立鹏总结出中国的自杀有以下几个特点：
农村是城市的3倍；
农村年轻女性有很高的自杀率；
69%的自杀者50岁以上；
自杀死亡的人里有1/3并没有精神障碍；
使用农药自杀占了很大的比例。
值得欣慰的是，从1990年至2016年，中国、印度、美国的年龄标准化的自杀率的变化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自杀率下降很大。
费立鹏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导致穷人数量下降是一个因素；城市化也是一个因素，农村人口减少了2到3亿，2到3亿人在家里拿不到农药，也会导致自杀率下降。
介绍完了国内外的自杀现状，费立鹏紧接着介绍了当下国内外自杀预防的现状：国外常用传统自杀预防干预的模型来进行干预，国内在这一块却基本是空白。费立鹏认为，医疗系统应该重视预防自杀的措施，建立地方和全国综合医院自杀未遂登记系统。
他告诉大家，在其他国家自杀未遂经过抢救之后，会由心理医生进行评估，并给一些心理辅导，但是国内不管哪个级别的医院，抢救之后都没有进一步心理辅导，这是很大的遗憾。
自杀的预防是个复杂的问题，不应该只有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在做，必须动用个人、社会和政府的力量，完成这个计划就是费立鹏的中国梦！
肖瑞平：慢病已经成为人类的头号杀手
肖瑞平是首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华人副主编，转化医学的先行者之一，并将转化医学的概念成功引入中国。筹建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
肖瑞平教授一上台便首先向与会的各位嘉宾和观众分享了一部“征服病魔的进行曲”，回顾了西方医学史的发展。
肖瑞平教授指出《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是历史最悠久、最权威的杂志，它拥有超过200多年的历史，是西方医学发展史的最佳见证者。从最早没有麻醉开展外科手术，到1846年首次利用乙醚开展外科手术，再到1896年伦琴发明X光，开创影像学的雄伟篇章，以及巴斯德细菌理论的出现帮助人类开启了征服传染病的；显微镜的出现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微生物；罗伯特·科赫首次用他的完美主义和科学精神描绘了结核杆菌。
肖教授对此指出，也正因为控制了传染病，现在慢病已经成为人类的头号杀手，在全球慢病占死亡率的73%，其中心血管是最大的死亡原因。肖教授同时表示，慢病虽然是难以克服的顽疾，但仍然有机会被征服。
肖教授以心血管疾病为例，她指出中国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恰恰与西方国家逐年下降的情况相反，呈现持续飙升的趋势。在中国，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已经超过40%，是肿瘤的2倍，心脑血管疾病已经成为我国居民甚至是世界人民的头号杀手。
肖教授指出，慢病的发生主要与人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三高”等严重危害心血管健康的慢性疾病，同是也将2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提高5倍，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给医保造成了沉重的负担，40%的透析病人是糖尿病、肾病。但很幸运的是，肖教授告诉我们，她已经找到了引发2型糖尿病和心血管并发症的致命因子MG53。
肖教授与团队针对这一发现研发了单克隆抗体，以降低血液中的MG53浓度，起到治疗糖尿病的作用。此外，肖教授表示运动也可达到同样的效果，特别呼吁生命在于运动。
肖教授还提到，冠心病占了心血管疾病的半壁江山，他们在研究冠心病的过程中发现，一种特异性分子能够大大减轻心梗引起的损伤，为心梗治疗提供了新策略、新手段和新药物。
在新研究方面，肖教授谈到她的团队发现催乳素受体信号传导新原理，并应用其阻断性单抗，治疗脱发和子宫内膜异位症。谈到脱发问题，肖教授还讲了一个有趣的动物实验——红面猴案例，用单克隆抗体治疗可以让秃顶的猴长回头发，并在使用抗体的4年后仍然毛发充足，这证明了防脱治疗未来可期。
在大会的最后，肖教授对中国医学发展的未来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她表示，希望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能够大大地推动人类医学的发展，期待中国和国际市场有更多更安全、更有效的药物和仪器，在不远的未来人类能够征服心血管肿瘤这些重大慢病，也希望有更多地原创药物来源于中国，让中国大有作为。
张猛：医学新科普点亮健康灯塔
张猛是腾讯医疗副总裁兼资讯产品中心总经理。主要负责腾讯数字化医疗创新项目的孵化，包括医学科普产品腾讯医典、医生服务平台和医疗企业端数字化平台打造。
张猛在会上发表了《医学新科普点亮健康灯塔》主题演讲。张猛表示，我们处在医学飞速发展的时代，发病机制的研究、治疗方法的演进、疫苗的升级、新药物的研发，都在突飞猛进。但大众认知还是跟不上医学的发展，很多误解依然存在。
“一方面是医学的进展不为大众所知，另一方面，大众对这些知识充满渴望。是什么造成了中间的鸿沟？我们能否架起一座桥梁，跨越这条鸿沟？”
张猛指出，科普是缩小前沿医学与大众认知鸿沟最好的方式之一。秉持“专业、体系、易用、开放”的互联网医学新科普理念，腾讯医典以权威的医生为作者，以前沿的知识为内核，以专业的态度为初心，以理性的思想为基石，让真正的医学为大众所知，增强民众对健康的自我掌控。
首届ME大会主题为“生命之问”，意在通过探索人体微观世界，追寻人类的进化之路，点亮大众对医学理性认知的启蒙之光。
ME大会开幕前夕，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发表寄语表示，希望通过ME大会，“引导更多人关注生命、认识自我，通过权威医学科普提升大众健康，减少病痛之苦。”
马化腾同时表示，“希望‘科技向善’成为公司使命与愿景的一部分，引导我们善用科技，避免滥用，杜绝恶用，让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更好地造福人类。”
Tibor Kovacs：怎样培养一名癌症医生
Tibor Kovacs是伦敦国王学院高级荣誉讲师，欧洲肿瘤外科学会会长，也是国际乳腺癌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在乳房肿瘤治疗、乳房重建和相关外科手术方面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今天Tibor Kovacs要谈的是——怎样培养一名癌症医生。
作为一名乳腺癌医生，Tibor Kovacs同时还领导着一个癌症的培训团队。现场他分享了自己工作的地方，是建在有400多年老建筑上的一家非常现代化的医院，他想借此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必须基于传统，然后不断地前进。
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医生或者是癌症医生呢？Tibor Kovacs表示：“实际上在培训当中是非常的复杂，并且也需要具备完备的知识，特别是在手术和癌症治疗方面的培训，还要经过认证，这是一条非常复杂、漫长的道路。”
Tibor Kovacs还谈到了与美国肿瘤外科协会合作的“全球肿瘤外科课程”，里面也包含了许多肿瘤外科需求的培训内容，也是理论和实践内容相关的。据介绍，除了课程时长，还必须要有高质量的培训，必须要有非常有经验的培训师，必须要有TTT的课程，并且必须要做评估，所有肿瘤外科的学生必须经过一系列的考试才能得到认证。
此外，Tibor Kovacs还和大家一起探讨未来20年的医学发展，会有更多的微创和无创手术，会有更加个性化的治疗，并且手术医生的角色会得到变化，包括了数据分析，还有生物工程，且技术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精密。
Tibor Kovacs以机器人手术为例，分享了在微创和无创的诊断方法以及治疗方法，影像、AR、VR的运营可以给医生更好的指导，在做手术规划的时候也会给医生更好的精确性。此外，AR、VR可以作为培训的工具，可以作为彩排手术流程，并且这也能够促进手术的标准化以及培训的标准化。
目前，机器人手术在其它器官的手术当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乳腺癌的手术并没有广泛的应用机器人。Tibor Kovacs认为，机器人可能会参与传统的乳腺癌手术，可以看到这个手术的学习曲线是比较短的。
此外，Tibor Kovacs进一步谈及技术的运用，实际上会替代一部分医生的工作，甚至更多。这也意味着，它可能会替代很多放射科医生的位置，这对于医生来讲到底是一个机遇还是一个挑战呢？放射科医生其实也可以在AI应用当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可以作为一个领路人，将AI技术更好的应用在医疗当中，在未来也许放射科医生能够得益于AI，降低工作量，并通过AI更好的诊断患者。
随着医学的快速发展，我们还有一些新的技术，比如基因检测的应用，以及基因组的了解，一些特定的癌症现在不仅能够针对它们，甚至可以直接针对引起这个癌症DNA上的变异，现代医学已经进入精准医学的时代。我们可以根据对患者疾病的精准了解，对癌症、个体的患者提供最佳治疗、靶向治疗，Tibor Kovacs也坚信靶向治疗一定是未来进行最佳癌症治疗、改善患者结局的必行道路，而且在未来手术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少。
最后，Tibor Kovacs总结道，外科医生不应该只是单纯的做技术而已，外科医生应该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能够了解这些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结果，能够有更远的眼光、更大的远见。
邱晨：医疗科普任重而道远
邱晨是知名辩手，米果文化创始人之一。从大学开始一直致力于辩论，曾获得过多个世界级辩论赛大奖。
一开场，邱晨就告诉大家，她曾经患过甲状腺恶性肿瘤，依靠现代医学的力量，才重新回日常生活工作当中。经历过疾病的折磨，她才真正意识到医疗科普的意义。
邱晨认为科普很重要，如果科普工作做得好，社会医疗资源的消耗就会小很多。她说：“我从一个患者、旁观者和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艾滋病治愈，今天医疗科普在当今的社会环境当中开展非常困难。“
她从三个角度进行了论证：
第一个难题：人都是懒惰的
书到用时方恨少，药到用时不了解。想让大众积累医疗常识，难度不在于我们要超越过往的科普知识，而在于要超越那些不断抢占大家注意力的娱乐新闻、娱乐消息。
不见棺材不流泪。没有常识或者有常识也不愿意去做的年轻人，占了非常大的比例。我们的日常生活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娱乐、工作所挤占，甚至还有996，却依然还那么匮乏健康方面的常识，但这几乎就是没有办法的。
第二个难题：人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
病急乱投医的现象实在是太严重了。人在陷入困境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地去寻找最简单、最便捷的方法，而那样的方法往往都是错的，甚至是骗局、陷阱。
第三个难题：缺失患者关怀
她注意到，当患者的疾病得到治疗、缓解的时候，他们虽然感谢医生，但他们更感谢的却可能是售卖健康产品、保健产品的销售人员。这是因为，在医疗工作者、医疗科普工作者不能提供心灵上的安顿的时候，患者往往寻找那些“不那么光彩”的人。
她最后表示，如果在医疗科普这条非常艰难的道路上，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商业力量、媒体的力量，甚至包括个人的力量能够参与的话，相信前景非常光明。
邱晨:病急不能乱投医，年轻人要保持理性
David P. Ryan：癌症治疗已经到了变革之年
David P. Ryan是美国麻省总医院肿瘤中心临床主任；哈佛医学院医学教授。他长期致力于胃肠道癌相关研究，拥有超20年的临床经验。
在腾讯医学ME大会上，美国麻省总医院肿瘤中心临床主任、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David P.Ryan表示，癌症是和基因相关的疾病。
如果我们的体内聚集了足够多的突变，或者是在基因组当中重要的地方出现了突变，我们就会患癌症，这些细胞就开始失控的生长。在一生当中，每个人都会有一定的概率遇到这些突变。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癌症也是一个老龄疾病，或者是和年纪相关的疾病，年纪越大遭遇的突变越多，就越容易得上癌症。所以，David P.Ryan认为，癌症是两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运气不好或者环境相关。
现在，癌症的治疗已经到了变革之年。David P.Ryan表示，第一个变革是有了靶向治疗，第二个变革是有了免疫疗法，第三个变革是开始有了更多的血液检查。
某些癌细胞具有特定的靶点，可以进行攻击和治疗，称之为靶向疗法。目前，在结肠癌、肺癌、乳腺癌当中，发现越来越多的特定突变，就可以对它们进行更好的治疗。
David P.Ryan还提到癌症的CAR-T疗法，CAR-T疗法是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是从患者的体内提取出这些T细胞，在体外对它进行编辑，给它加进一些嵌合的抗原，之后再把这个T细胞回收到体内，然后会发现它的效果非常惊人，在一些血液肿瘤，例如白血病和淋巴瘤当中，它的效果非常非常好，但在实体瘤当中的研究才刚刚开展。
那么，到底有什么方式能够捕捉住这些早期癌症呢？现在有了一些基于血液的诊断，比如说有蛋白标志物、循环血液肿瘤细胞、游离DNA，还有一些胚系DNA，就是去观察、检测从妈妈或者爸爸这里遗传过来的DNA当中是否有特定的突变。
David P.Ryan最后表示，癌症肿瘤的患者正在踏上一个新的征程，在未来会有更多新的治疗方法，他们每一年都得到检测，检测之后就可以得到治愈，这就是癌症的未来，未来这就会成为一个常见的操作。
David P. Ryan：癌症的患病原因：65%的癌症为偶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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