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我遇到过一类人，和他们相处时能感到其身上有股自内而外的温润，谈吐举止周全得体，从不必担心他们笨拙地擦伤身边人的感受，以我观察，他们得以如此，离不开大量文艺作品的熏染，而欣赏文艺作品其实是一种关于“设身处地”的训练。
有个心理学实验是这样的，一些学生被安排听一位女性艾滋病患者的自述，他们了解到，这位女性是因为一场车祸后的输血而感染HIV的，在那个年代，艾滋病的发展还无法有效控制，所以这位患者说自己时常会陷入命不久矣的恐惧中，并被其深深煎熬，事后，实验人员要求同学们填写一份关于如何对待艾滋病人的问卷，听过患者自白的同学比对照组展现出了更强的同情，因为患者的故事给了他们一个不同社会身份的叙事角度，使他们对患者有了一种暂时的“设身处地”。
事实上，任何一种可以代入他人立场的故事都能给受众带来自己人生经验之外的视角，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文艺作品尤其如此。
史蒂芬·平克教授曾经介绍过一个观点，即西方历史中人道主义的兴起与通俗小说的流行存在着联系，原因在于，通过文艺作品了解其他社会角色的处境，有助于唤起广泛的共情，进而影响公众心理，《汤姆叔叔的小屋》让美国人民为废奴奔走呼号艾滋病人自述，《雾都孤儿》掀起了英国社会对童工的深切同情，《悲惨世界》让法国各界聚焦底层民生，而《白毛女》则让中国百姓对阶级压迫悲愤满怀，诸多经典文艺作品的情节直到今天还被时常提起，有些甚至沉淀为文化典故乃至民族记忆的一部分。
一个人在当下，要想周全得体地与他人相处，能够设身处地的感他人所感非常重要，即使这种“设身处地”只是暂时的，浅层的，乃至虚构的。
一个人如果从小生活在重男轻女的环境里，被灌输过女性脑子不好使的偏见，那么《女王的棋局》将修正此人的认识艾滋病人自述，如果一个人被灌输过针对性少数群体的仇恨，那么白先勇先生的《孽子》将动摇此人的立场，是的，我知道这些故事是虚构的，但它们带给人的感触却是潜移默化实实在在的。
一个人欣赏过的文艺作品多，往往也就意味着此人感受过的社会立场多，而正是这种对他人立场丰富多样的感受孕育出了温暖得体的举止。
我小时候总是搞不清什么叫“读书人的样子”，后来我明白了，在过去，书籍是文艺作品的主要载体，“读书人”这三字的重点不在于聪明渊博，而在于对世事艰难的广泛感受和同情理解。
“设身处地”曾是读书人立身的修为，在文化载体多样的今天，也应是文艺爱好者们的共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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