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日是世界第29个艾滋病日，在一些人的印象中，艾滋病很可怕，但实际上，对艾滋病患者歧视或许比艾滋病更可怕!此文为2006年的采访，当时正在上大学的朱力亚(化名)，被来自巴哈马在武汉高校求学的男朋友传染上艾滋病，崩溃的她休学、自杀失败……她自述如何面对这一切。
噩梦降临———检查单上显示“阳性”!
1982年9月，朱力亚出生在西安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司机，母亲搞温室大棚。日子并不宽裕，但他们省吃俭用，把朱力亚送到好的学校学习。朱力亚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18岁初中毕业时，考取湖北荆州一所中专，学习外语。她用2年时间学完了3年课程，中专没毕业就被保送上大学。入学后不久，英语口语不错的朱力亚在一家音像店门口邂逅了后来的男友，一个来自巴哈马，在武汉某大学医学院求学的青年，两个人深深地相爱了。在两年的交往中，男友向她隐瞒了自己的疾病———艾滋病和肺结核。那时朱力亚偶尔发现男友有重感冒、发烧、肚子疼等症状，还买了水果去看他，但是一点也没有想到他是艾滋病患者。2004年4月，这名男士被遣返回国。随后，朱力亚被查出携带艾滋病病毒。
朱力亚回忆道：“当时是系书记陪着我去疾控中心抽血做检查的，我满心希望得到一个好结果，但是医生拿来单子时只说了两个字，就粉碎了我全部的希望———阳性
听到这个消息，朱力亚一下子就被对艾滋病的恐惧击毁了。她的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常常在房间里拉紧黑色的窗帘，让屋子里没有一丝光亮，就这么一直坐着，坐着……“此时，脆弱的我不知到底谁能帮助我?连最亲近的父母这次都不能帮我走出困境。最权威的医疗界专家也都无能为力。我痛苦、绝望，感觉不到往日的阳光，静不下心来听风的声音、闻花的香味……”
休学回家———失败了的自杀计划
“那时我给父母写了一封遗书，准备自杀。”朱力亚回忆道。她经常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地走在大街上，希望飞驶而过的车辆把自己撞死，但每次都是一串刺耳的刹车声，加上叫骂……“司机的‘不配合’使我的车祸自杀计划‘受挫’。”朱力亚苦笑着说，“接下来，我又开始实施‘落水计划’，在武汉长江大桥上想往水里跳，但终因缺少勇气而放弃。后来，我又买了二锅头和一大把安眠药，但是吃了之后却安然无恙，可能是市面上假酒假药太多的缘故吧!”
正当朱力亚陷入深深的痛苦中不能自拔的时候，学校让她休学回家休息一段时间。于是她踏上了回家的道路。
父母发现，原来活蹦乱跳的女儿突然变得沉默寡言，神情抑郁，为女儿担心起来。朱力亚骗父母说：“我谈了个男朋友，他后来又喜欢上其他女孩子，我接受不了。”父母很吃惊：“那你回家也是因为这事?”“是的。”父亲一下子笑了：“原来是这么件事呀!你不知道我和***这几天晚上辗转难眠，白天心情复杂……好了，等毕业了，爸爸好好给你找几个男孩子，任我的女儿挑选。”
母亲也笑了艾滋病人自述，朱力亚的心却在滴血，不敢也不忍再在家待下去，回到了武汉。
志愿者小白———那一双双渴望援助的眼神
感染艾滋病以后，朱力亚更换了通讯录，上面多了许多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专家的名字，其中包括2004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每次有外国专家来医院访问，桂教授总会打电话给她，让她来了解一下国外最新的治疗方法，树立起和病魔抗争的信心。桂教授还给朱力亚介绍了志愿者小白，让他来帮助她。“第一次见到小白，是在9月里，他个头高大艾滋病人自述，健壮，皮肤黝黑，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朱力亚微笑着说，“初次与他聊天聊得很愉快。小白为了在全国各个艾滋病高发区统计感染人数，放弃了已经做了4年的工作。他计划在全国850所大学做有关预防艾滋病知识的演讲，并用5年时间深入多个艾滋病高发区，帮助艾滋家庭。”
当听说他的下一站就是去河南文楼艾滋病高发区的时候，朱力亚来了兴趣，她一直都想找几个病友交流一下，着急地问他：“我可不可以去看看?”小白说：“当然可以，明天我买张票带你去。”
就这样，她随小白去了河南文楼村。在那里，一双双渴望援助的眼神，给了她振作起来的动力。相比之下，她感到自己是幸运的———至少还有文化，还年轻。她觉得自己该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可以这样说，我能够坚持到今天，无论从精神还是物质方面，小白都给了我莫大的支持。他高尚的行为让我重生了和病魔抗争的勇气，让我努力而自信地活下去。”朱力亚这样告诉记者。
“这里有坑”———她竖起了“警示牌”
朱力亚先在一家培训机构谋到一份教英语的工作，后来，又去了它在武汉周边一个县的分店。在远离都市喧嚣的宁静小城，朱力亚痛定思痛：“当初由于无知，在享受生活快乐时，不懂得安全生存的规则，这个疏忽，把自己推向深渊。我要给人们敲一记警钟：艾滋病就在你我身边，警惕起来吧!”2004年10月，朱力亚联系《南方人物周刊》，讲述自己的故事。当她把这一做法告诉医生时，得到的是善意的否定———他们要保护病人目前的生存处境。朱力亚犹豫了，“故事”暂没发表。2005年的3月，《南方人物周刊》告诉朱力亚，又有6个感染艾滋病的大学生与他们联系，想约大家坐一下。到了约定的地点，除了朱力亚，只来了两个人，都是男生。望着自己的同龄人，朱力亚的心阵阵发疼：多么年轻、鲜活的生命，正生气勃勃想往上冲的时候，却无奈要走到人生的尽头!
分别时，大家互留了手机号，后来给他们打，竟然全是空号。“大家都怕暴露、都想逃避，悲剧怎能不重演?!”严峻的现实灼烧着朱力亚的心，她坐不住了，想用自己受苦的灵魂竖起一块警示牌，告诉同伴———这里有坑!朱力亚思考再三，决定把自己患病前后的日记上传到网上，让更多健康的人看到，让他们了解一下艾滋病人是如何在痛苦中煎熬的，让他们更加热爱生命。发表之前，她又犹豫起来，因为一旦把自己赤裸裸地“晾晒”到众目睽睽之下，舆论会怎样评价自己?朱力亚思想反复地斗争后，下定了决心：“我真的不想让太多的人将来也去承受我经历的痛苦———所以我必须公开我的日记!”
朱力亚的日记很快开始在网上流传，她公开了自己艾滋病携带者的身份。
重返学校———“我们大家都不怕!”
2005年9月6日，在朱力亚的坚持、校方的努力和朋友的帮助下，在社会上漂泊了一年多的她又回到了学校。朱力亚告诉记者：“我第一天都不敢进校门，在外面我徘徊了很久。当时我预测了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我进了教室，同学会集体罢课;第二个结果就是同学会直接拒绝我进教室的。”
教室里，同学们对她的归来没有欢迎，也没有惊讶。朱力亚忐忑地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找了一个位子坐了下来。
恰巧，老师点名让她用英语描述一下自己的暑假生活。朱力亚站了起来，壮了壮胆说：“大家好，我的身份你们已经知道了，感谢你们没有把我赶出教室，也就代表着已经默认了我。我想继续学习，把学业顺利完成……最后我想说，如果我的存在使你们的正常生活、学习受到影响的话，我也不能太自私……”老师打断她说：“我们大家都不怕!”
顿时，朱力亚泣不成声……
朱力亚告诉记者，过去，同学们感兴趣的是考研、新东方英语培训等讲座，对艾滋病等健康讲座兴致不高。但她将自己的身份公开后，许多同学到网上搜索艾滋病相关知识，全校师生对艾滋病的认识空前提高。
公开亮相———把我当成一面镜子
经历了绝望、痛苦，而今在记者眼前的朱力亚，谈起往事时，显得淡定而坦然，她始终在强调：我之所以公开自己的病，并不是为了得到大家的感动或同情，主要是希望让更多的人把我当成一面镜子，让迷途者警醒，不要再重复上演我的历史!
目前，在大学校园，性观念的开放与艾滋病防范意识的缺乏形成的巨大反差，使艾滋病的魔爪伸到大学生身上。桂希恩教授介绍，在武汉，与他联系的大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已有7人，他们医院的性病门诊中也常见到大学生的身影。
如何开展行之有效的宣传?朱力亚认为，新生入学不久就该给他们“上课”，如能请到像自己这样的同龄人现身说法更好。“在国外，有人提出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的ABC：A(Abstinence),节欲;B(BeFaithful)，忠诚;C(Condoms)，安全套。如果做不到A和B，至少应有基本常识，知道怎样保护自己。”谈起自己的书，她依然还是那么平静：“写这本书时我也考虑了大众对我的批判，但是作为一个已经公开身份的感染者，对后来的朋友树起警示牌更为重要。我只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个‘朱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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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已成可控慢性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与免疫研究室主任邵一鸣指出，近年来，艾滋病治疗科研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已上市30多种高效抗病毒药物，使艾滋病从一个极高死亡率的“超级癌症”变成一个如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可控的慢性病。
抗病毒治疗既可以延缓和避免艾滋病的发生，也能够使已发病的患者重返社会。国内外都不乏治疗10年、十几甚至20年仍维持良好健康、服务社会的成功实例。（本文综合自健康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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