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沙漠、高山、沼泽、耕地等非居住区面积，大概每走500米，就会有一个艾滋病感染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于1981年首次被识别，该病是以机体免疫系统衰竭为特征的一种传染病，因此，被感染的个体会变得越来越容易被许多正常情况下对人体无害的微生物攻击，最终导致病情严重和高死亡率。其中性传播和血液传播的死亡率将近100%，无论是西方的工业化国家还是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由人反转录病毒HIV-1引起的艾滋病已经遍布全世界了。
世界范围内的感染人数比例图
由于HIV感染先于艾滋病发生（HIV 携带者和AIDS不同。携带HIV，不一定有AIDS（艾滋病）），通常可达7-11年之久，因此很难确定流行病学的准确参数，能够明确知道的是变异性是HIV最为显著的生物学特征，这也是HIV感染流行难以控制和疫苗研制尚无法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HIV毒株的基因变异会直接导致其生物学特征、抗原性、致病能力等多种变化hiv，对HIV进行序列分析，分析其在某一流行区的亚型分布和基因重组、变异的特点，可从分子水平揭示HIV的流行病学特征和生物学动态变化，预测艾滋病疫情发展的趋势，为制定预防措施、控制HIV的传播提供科学依据。
在数十年前，研究人员已经粗略的沿着地理分界线划分的HIV传播的3种流行病学模式，从其演变来看目前依然可沿用。
第一种模式包括北美、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拉丁美洲的 许多城市中心。在这些工业高度发达的地区，传播主要发生在同性恋者和具有双性典型特征的男性之中。
鉴于血液筛检的普遍采用，目前经血液传播主要发生在上述地区共用注射器进行静脉注射的吸毒者中间。在这些国家，尽管没有在异性恋的人口中普遍感染的证据，但那些经静脉注射毒品而感染的，在异性恋人口中的病毒传播已经增长，并导致由围生期传播引发的儿科病例的上升。
在美国国内，艾滋病病例表现为以穷人和少数民族为主的不均衡分布为特征。
由于静脉注射毒品已变成传播的主要方式，艾滋病日益成为城市下层社会的一种苦痛，那些毒品成瘾者风险最大。在纽约市，血清检测表明静脉注射吸毒者中50%或更多的人伴有 HIV感染。有数据显示构成美国人口20%的黑人和西班牙(或墨西哥）裔美国人占1988年全部艾滋病病例的40%以上。
占新增艾滋病病例10%以上的女性，其典型感染是通过静脉注射吸毒或与吸毒者的性接触；全部被感染艾滋病的新生儿有70%的传播途径可以追踪到吸毒。到1991年，在美国有1-2万儿童大约出现HIV感染的症状表现。
策二种模式的地区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拉丁美洲，不断增加的HIV传播以通过异性性接触发生为最多，在这些国家的一些城市地区，据报道所有具有性话动能力的成年人中高达25%受到感染，多数女性卖淫者血清呈阳性。另外，由于当时对血液的筛查还末纳入常规，输血继续作为艾滋病的一种传播方式。未经消毒的注射和一些医疗操作过程也可以导致感染的狂三。在这些地区，围生期传播是流行病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一些城市中心，至少有5% ~ 15%的妊娠妇女已被发现受到感染。
第三种模式的地区，包括北非、中东、东欧、亚洲 以及太平洋地区，迄今为止这一传染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都较低。显而易见，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这些地区才检出HIV-1，因此，在第三种传播模式的地区其病例的发现率不到1%。在这些地区的传染是与来自第一和第二种传播模式地区的个体感染者接触，或者进口被污染血液的结果。然而，出国旅行的盛行已经削弱了地理性隔离作为一种保护人口不与病原体接触方式的意义。（以上3种模式可以用表一归纳）
1985年，一种相关病毒HIV-2在西非被发现。尽管早期的报道提示，HIV-2也许很少致病，但与这种病毒传染相关的自然史仍然不清楚，在一份世界范围内的调研数据中，艾滋病的感染速率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人数依然众多，防治工作不容懈怠。
近十数年世界范围内的各国新感染艾滋病比率
说了那么多30年之前的美国地区的艾滋病调研结果，那么也来看看近些年来国内的情况吧，我国有桂希恩、张可、高耀洁、徐莲芝等为艾滋病防治作出巨大贡献的医德高尚的好医生，但整个医疗队伍在防治艾滋病工作上的思想观念，还有很大的转变提高的空间，最后我们以高耀洁老医生的著作中的一篇小文章作为结尾，粗略看一下我国农村艾滋病的缩影。
5月21日晚十点，我和电视台的一位记者陪高耀洁医生坐火车回到郑州家中，一回到家，她就和她雇来为她打字的大学生投入下一本书的写作了。第二天我才知道她晚上又工作到了半夜12点，这真让我为她的身体担心。这时，我买火车票却出现了问题。到火车站和售票点问，到上海的火车不要说卧铺，就连坐票也没有了，这可把我急坏了。
后来发现旅馆的前台就可以订票，很容易地订到了第二天晚上的卧铺，但订票费竟高达60元！直到23日傍晚背着大包小包上车时，在火车站广场上看到连卖报纸的老大妈都在叫卖到上海的卧铺，我才知道为什么售票点都买不到票了。
我去高医生家，高医生说她一回来又忙得不可开交，一大堆事都等着她。刚说了没几句，一个艾滋病人就打电话过来，询问她刚拿到的化验结果。高医生说反正我在郑州要多待一天，不如帮她到艾滋病村里给病人和家属送些旧衣服去。而我虽然一直对艾滋病人和感染者这一群体很关注，却一直没有亲眼见过，于是马上答应下来。她给病人家属贾素珍写了个条子说明情况。晚上我又到超市买了很多食品，还买了两大袋面粉。
第二天早上6点钟就起来赶到汽车站乘车，尽管前一天我已打电话向病人家属询问如何坐车，但贾素珍是个文盲，口音又重，我还是没听明白，所以转了好几个长途汽车站，本来只需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折腾到中午11点多才到。在汽车上我给贾素珍打了电话，她告诉我就在王×村村口下车，她会去接我的。待我在通往村子的大路口下了车，却只看见立了一块“石×乡”的石碑，却没有“王×村”字样。
正疑惑间，忽见三四个村干部模样的人走过来，边上还停了一辆小轿车，看起来守在这里很久了。我心里当时就咯噔一下，心想这回完了，看来村子是进不去了。为首一个大腹便便的村干部说你们找谁，我说找贾素珍，他说我们这里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我就是石×乡乡长。他又问是不是来找艾滋病人的？我说不是，有人托我给她送点东西。他问是不是高耀洁派你们来的，我说不是。不料随行的那个电视台女记者却说是，事后还问我为什么要骗他们？我告诉她，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负责，不要牵扯到高老师，这也是为了保护她。
我当时一看情况不对，再纠缠下去肯定进不了村了，于是对他们说我们不去了，扛了东西沿公路继续向前走。回头看那几个人并没有追上来，我就从半人高的麦田里穿过，拎着几袋食品、背着两包旧衣服、扛着两袋面粉，累得气喘吁吁。在半路给贾素珍打电话，告诉她路口有村干部，让她在家等着我。走过麦田和几条土路进了村，却发现房子全没有门牌，不知该上哪去找。路边阴凉处坐了几个人，其中一个说他就是王×村村长，但也说不知村里有贾素珍其人。我想问这些人是问不出来了，干脆继续向前走，遇到普通村民再问。正走着hiv，忽然一辆摩托车开过来，骑车的男子问我们是不是找贾素珍，他可以带我们去，我当即拒绝，他便开车走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回来，车后坐了一个中年妇女，她就是我们要找的贾素珍。我正疑惑高医生告诉我贾素珍的丈夫已因卖血感染艾滋病去世时，贾悄悄告诉我那个是她新找的丈夫。她丈夫驾车带着我们越过沟坎，穿过坑坑洼洼的泥路来到了他们家让我们坐下，就出去接她了。他们家的院墙早坍了，几间土坯房破破烂烂的，房间里简直就是家徒四壁。我们正商量着贾素珍既然已经再婚过上了新的生活，再和她谈患艾滋病过世的前夫是不是不合适，贾素珍和丈夫回来了。他们张罗着找白糖，做了两大碗鸡蛋羹非得要我们吃。
我们两个在车上折腾了三个多小时，肚子很难受，但为了避免误解，还是硬着头皮全吃了下去。但我们声明绝不在这里吃饭了，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给他们送东西来的，怎么好意思吃他们的东西。说起高医生，贾素珍的眼泪就忍不住了，她说：“高妈妈简直比俺亲娘还亲！如果没有她，俺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现在。”她说她和三个孩子去查过HIV抗体，都没有感染，现在的丈夫是今年新找的，知道她的情况仍愿意和她结婚，最近刚借钱买了摩托车跑运输，现在的日子已经慢慢好起来了。三个孩子也有学上了，大女儿在乡中学上初中，二女儿和三女儿在村里上小学。
我们问起村民感染艾滋病的情况，贾素珍说大概有30来户，都是90年代中期卖血热时感染的，现在不少人已经死亡，剩下的大多已发病，他家隔壁那家就有艾滋病人。我们提出想去看看，她说现在他们家里正好有外人在，恐怕被村干部知道，等那人走了再说。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他们夫妇两人都出去了，只留下我们两人坐在屋里，我总觉得不大对劲，好像要出点事。过了一会儿，丈夫抬了张小桌进来，端上四个菜，竟然是特地为我们做了饭。我们一再说不能吃，坚持不过，我勉强喝了碗面糊糊。又等了十来分钟，隔壁人家的访客已走，贾素珍带着我们去探视艾滋病人。这家的老人、孩子已经门口迎接，见到我们非常热情。
这家的老人患了白内障看不清楚东西，听说动手术要一千多块钱就一直没做，两个孩子已成年，在城里打工，男主人得了晚期胃癌正躺在床上呻吟，已两天两夜没有进食和排泄，女主人则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瘦得皮包骨头，嘴角已出现艾滋病特有的白斑，我上前和她握了握手。病人说她现在吃政府发放的免费药物，已经控制住了病情。正说话间，忽然门外人声犬吠骤起，似乎来了一大群人，我当时都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动，他们一家人也极为紧张，小儿子出去看了一会回来说没事，只是几个人路过，已经打发走了。他们家的境况比贾家还惨，我们把东西留下，安慰了病人几句走了。
回到贾家，毕秀兰大妈听说高老师的学生来了，也赶过来看我们。她的儿子也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已在20天前去世了。根据国家规定，艾滋病人去世后国家会发放300元的抚恤金，她到乡政府要，乡政府没说不给，但就是一直拖，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后天拖大后天，直到现在也没给。她还告诉我们，今年春年时一位慈善家捐了8000元给村里的30余户艾滋家庭，不知怎么却由一个当年的血头经办，他只发放了十来户，把剩下的钱全塞自己的腰包了。看来，光有国家的救助政策和社会捐助，没有完善的监督机制，在实施过程中仍可能出现问题。
因为心有余悸，贾素珍的丈夫骑摩托车送我们出村时，我让他不要走村口的大路，他带我们出村时，却发现村口已经没有村干部守着了。后来的一段小插曲是坐车回到郑州长途汽车站，出站口全是警察，检查每个出站的乘客的身份证，把我吓了一大跳，正想低了头混过去，一个警察呵斥道：“你低了头还想捡个钱包啊！上那边去查身份证！”查完了才知道，原来是在搜捕一个杀人犯，让我虚惊了一场。
这次的亲历让我心情很沉痛，艾滋病问题绝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目前中国80%的艾滋病感染者在农村。我认为农村的艾滋病问题，关键就是三农问题。如贾素珍一家，现在一家人都没有感染艾滋病，生活就逐渐开始好转，而他们邻居家有一个晚期胃癌患者、一个艾滋病人，生活便无以为继，陷于赤贫状态。希望《中国艾滋病调查》的出版，能够唤起更多人对艾滋病、尤其是中国农村艾滋病状况的关注。
高耀洁在2005年3月接受《中国国土资源报》采访时说：千千万万艾滋病人面临的困境，一是经济贫困，二是社会歧视，三是(游医骗子等的)诈骗。她直率指出目前防治工作的三不足：对艾滋病大面积流行估计不足，对艾滋病严重危害认识不足，对艾滋病防治投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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