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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判
作为北京协和医院第二批援鄂医疗队队长，57岁的李太生在疫情暴发初期来到武汉一线并不“容易”。医院明确限定55岁以下职工才可以申请，超出年龄限制的他找到医院领导请战：“我们科（感染内科）有五个人在前线，同事如有风险，我会内疚一辈子。”
2月7日，李太生带着他近三十二年的传染病学临床和科研经验，与其他142名医疗队员一起飞抵武汉。在1月25日疫情较早期，李太生就领衔北京协和医院各科室近30位专家，讨论形成了《北京协和医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建议方案》（“协和方案”）。在“协和方案”里，就已经对加强医务人员防护培训、强化早期筛查、规范重症治疗等内容进行重点阐述。同时方案也前瞻性地提出，在尚无有效抗病毒药物情况下，可考虑应用免疫球蛋白以及康复期病人血浆治疗的方法。
这套“协和方案”里有李太生的“预判”。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
（受访者供图）
十七年前，李太生曾在协和医院诊断了第一例SARS病例。当时的研究，普遍集中在病毒的分离和临床救治，李太生已经开始对病人的血标本进行CD4计数变化的分析。一个多月后，李太生拿出了大量数据，发现SARS患者急性期CD4免疫细胞普遍显著下降，证实了病毒有可能影响机体免疫功能。
参考此前抗击SARS疫情的经验以及对MERS的研究，李太生结合一线同行的数据，认为重症新冠病毒感染者可能会出现“炎症风暴”，最终引发高死亡率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为了避免免疫系统功能下降和遏制ARDS的发生，李太生提出，在病人病情加重的早期应该注射足量的静脉丙种球蛋白。
当时，李太生在北京收治的病人还没有明显的炎症风暴症状，但他想“给大家提个醒”。这种策略，李太生称为“关口前移”，核心是为了尽早干预，尽可能让患者不要发展到重症或危重症。
预判是基于经验与数据。但这次疫情和病毒的实际情况前所未有艾滋病急性期，必须要到临床观察以及论证。作为当年在协和医院开启正面抗击SARS病毒的专家，李太生无论从理性或感性上，都不愿缺席这次“硬仗”。他更想要“主动出击”。
与协和医院第一批医疗队成员会合后，他们接管的是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重症病房，一共32张病床，其中有28张已经用上了呼吸机。
每天巡查病房，亲自采样是李太生多年以来的职业习惯，在武汉的三个多月，他也一天没有断过。院区收治患者的关键炎症指标升高的严重程度远超他想象。在李太生看来，“炎症风暴”确切存在。同时他也发现，之前的预判在临床上得到了一些证明。在病人发病7天左右，且各项指标开始变差的时候注射静脉丙种球蛋白，病情往往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在李太生看来，这是协和医院在武汉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但他也强调，作为对策，免疫球蛋白的治疗关键在“早期、足量”，窗口期在患者发病后的7天左右，如果晚了就很难收到效果。而对于炎症风暴和其引起的ARDS，是否导致患者迅速恶化的原因，李太生保持审慎，但他表示重症患者中的确出现了炎症细胞因子广泛升高的现象。
李太生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不能只把新冠感染当成一个肺炎来治疗，而要将其看待为“新冠感染综合征”。他所发现的淋巴细胞计数、炎症细胞因子、凝血指标的加速变化会预示病情的加重，而这些变化往往要早于呼吸系统症状的变化。
这些系统化的诊疗思路有明显的李太生印记。它们既源自实打实的临床观察，同时又超出了单一维度的判断。无论在这次新冠疫情还是以往的SARS、艾滋病领域，李太生都擅长大胆假设，然后再严谨求证。
在武汉，李太生每天要工作到凌晨，吃安眠药才能睡着。三个月时间，李太生瘦了16斤。但工作到无论多晚，李太生都要拿着做满临床数据资料的本子“发呆”。面对珍贵的一线临床数据，他要在这段空白的时间里，迅速调用经验和思考，去优化现有的应对方案。
面对科研，李太生从不信奉“金科玉律”。即便是自己论证过的想法和观点，他也保持必要的科学审慎，在更大的范围去查证更多证据。而这些科学思维模式的起点，源于他二十七年前在法国五年求学的经验。
科 学 家
二十七年前，李太生被公派到法国巴黎居里医学院感染科学习治疗艾滋病。初到法国，李太生曾见到一批又一批的艾滋病人相继去世，医生无能为力，“半年就又换了一批病人”。
那时还是1993年。当时的法国是全世界对艾滋病研究最为先进的国家之一，但实际上，几乎所有对艾滋病的疗法效果都并不理想。
李太生此前在国内从未接触过艾滋病人。他清楚地记得第一天到医院上班的情形——法国老师让他去给病人检查一下，李太生摸了摸病人的身体，觉得“汗津津”的，“像蛇一样”。由于时代环境与信息闭塞，刚到法国的李太生也害怕，好在协和医院九年的专业训练让李太生迅速调整过来。在法国的那段时间，李太生一边投入临床工作，一边学习实验室检测。
1996年，鸡尾酒疗法问世并应用到临床，国际上知名的艾滋病研究中心都在研究观察鸡尾酒疗法对于免疫重建的效果。
李太生和导师的鸡尾酒疗法研究在当年的三月开始。而仅仅三个月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同行就发表了一篇论文，称鸡尾酒疗法对早中期病人有效，对晚期的艾滋病病人无效。这个结论在当时也是国际上的普遍认知——艾滋病患者的CD4值小于200/mm³，免疫功能就被认为是不可恢复了。
李太生看到文章，去请教实验室里的免疫学老师，免疫功能不能重建？老师的答案是否定的。但李太生天天都在临床和患者一起，他看到的是，晚期病人的CD4细胞指标（实验室指标）确实很低，但是他们的临床上的症状变好了。
李太生的几个病人，原来时常低烧的，渐渐频次低了，有的一直无力，现在也开始“有劲儿”了。从实验室指标来看（CD4免疫功能）他们并不见好，但李太生从临床医生的角度认为，鸡尾酒疗法对他们来说有效。
李太生和导师决定继续把这个研究做下去。
“那些文章里的患者治疗了三个月，最多不到半年，然后就着急发了文章说没效”，李太生认为当时大家都太急于向外界报告最新的结论。
在那段时间里，经常可以看到李太生跑到病房给病人抽完血，又匆匆跑回实验室做数据检测。时间过了三个月，实验室数据依然没能佐证他的想法，患者的CD4指标依旧，但每天接触病人的李太生依然相信临床上病人的真实状况。
再三个月，李太生所预判的事情终于发生。他的“晚期”病人包括CD4在内的免疫学指标，全部都开始恢复了。这意味着，之前世界上普遍共识有可能被推翻，艾滋病人免疫功能损伤之后是可以重建的。
导师在一个国际艾滋病小型研讨会上介绍了他们的数据，在当时会上就已引起“震撼”。隔年，李太生和导师的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1998年，李太生又在《柳叶刀》发表了新文章。
李太生的发现，奠定了艾滋病免疫重建的基础。在当时的“盛名”之下，李太生其实更在意的是，那些被看作是“癌症患者”的晚期艾滋病人，被这个理论从“必死”的漩涡中解救出来，从此有了新的希望。
李太生的法国导师这样评价他：只做临床的医生，不可能有这样的科研机会，而纯做科研的，也很难关联到临床现象，临床上事实胜于数字。
2010年，李太生的法国导师DEBRE教授到访协和医院（受访者供图）
对于李太生而言，他的法国经历有着强烈的时代性。艾滋病“鸡尾酒疗法”重大发现，在临床上给了他验证免疫重建理论的最好的契机，而恰好他所在法国实验室在国际临床免疫界拥有最好的硬件条件。
而回归到个体经验，协和九年加上巴黎两年的十一年一线临床生涯，让李太生有了扎实的基本功，并且和艾滋病人有最直接的接触。在多方的机会下，他才能够搭起一个独立实验，在国际上率先把艾滋病免疫重建理论提出来。
在他自己看来，这段经历最重要的是学会了独立的科学思考，敢于挑战“权威”。
来法国三年后，李太生面临一个选择，他可以结束在巴黎医院的进修回到北京，也可以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李太生参与了法国艾滋病的二联合治疗的临床研究，但当时效果并不好，看见病人相继离开，那段时间他有种“无力感”。而鸡尾酒疗法的问世让他感到兴奋。他选择继续攻读博士。
“如果1995年回来可能是一个好的医生，但是不具备做科研的独立科学家思维。”李太生说。在法国高等应用研究院读完博士学位后，李太生婉拒了导师的挽留，回到北京协和。
在那里，有更大的使命召唤他。
困境
回到北京，李太生看到的情形和他出国前已经完全不同了。1993年他刚去法国时，中国艾滋病病情并不“严重”，累计病例1300余例，与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大约每10万人里才有一个艾滋病人。而在他回国之后的2000年，中国艾滋病感染的报告数量开始急剧上升。
刚刚回到协和医院的李太生，没有经费，也没有实验室，最令他担忧的是——“没有病人”。当时鸡尾酒疗法的进口药刚刚进入中国，一个月花费需要一万元，1999年的一万元。“后来进口药降到了一个月三千多，但就是在现在，一个月治疗费三千多很多老百姓都不可能接受。”李太生说。
据李太生的估算，那个时候使用进口药的治疗方案，在全国可能“最多三十人”。
李太生在1996年就开始对病人使用鸡尾酒疗法，对艾滋病的理解是，只要使用鸡尾酒疗法病人就有机会长期活下来。而回到国内，被他确诊的病人，不要说鸡尾酒疗法，光听到“艾滋”，家人就给拉回去了，不治了。
巨大的环境变化和认知鸿沟，给了李太生强烈的冲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所面临的最大的困境。
李太生记得一个病例，一个老太太发烧、肺炎，被诊断出是HIV感染。儿子陪她来看病，李太生看到儿子戴的金表，判断家里条件不差，便对他说：“你母亲是感染了HIV，这个病我很有经验，现在中国也有药了艾滋病急性期，一个月大概三千块钱，应该是有很大机会可以存活下来。”结果儿子立马把老太太拉走了。李太生回忆起那个场景，只记得金光闪闪的表“晃得眼睛都晕”。
对未知的恐惧并不只停留在公众。在医院食堂，和同样留学回来的同事同桌吃饭，他们一听李太生学的是艾滋，都“本能”地离他远一点。
李太生发现这个问题必须从认知结构上开始下手。
2001年，李太生与时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病毒室副主任的曹韵贞教授，举办了遍及全国疫情高发区的艾滋病基层技术骨干培训，巡回宣讲艾滋病的治疗与预防，并开设了艾滋病咨询热线。第二年，国家加快药物审批流程，国外药物的专利期一过，国内药企便紧急开始生产仿制药。2003年，政府开始对艾滋病患者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开始全国推行免费检测和发放药物，对遏制艾滋病的蔓延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
但刚刚进入到新阶段的中国艾滋病治疗又遇到难题。四个防治药物形成的三种治疗方案是直接照搬国外经验，在国内病人的使用并没有取得好的疗效，反而出现了极高的停药率。
李太生一直在关注这些仿制药物组合使用在中国人身上的疗效。在当时，这些仿制药方案的剂量、疗效、副作用发生规律等都是未知数。受当时科技部委托，李太生开始中国首个多中心的前瞻性研究，对比三种治疗方案，最终证明了其中两种方案的国产药物疗效与国外一致。
在此基础上，李太生牵头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艾滋病诊疗指南》。短短五年时间，中国艾滋病病死率从22.6%下降到5.8%，抗病毒治疗率提升了30% 。
这套“中国方案”，直接减少了病人的大规模死亡，但同时也发现了新的问题。大规模推行的两套治疗方案里，方案二里的齐多夫定会引起骨髓抑制和贫血，方案三里的司他夫定会引起脂肪萎缩，副作用明显，最终会导致治疗的失败率变高。
李太生再次开展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来优化“中国方案”。通过试验，他发现这两种不同药物副作用出现的周期规律不同，通过两种药物的不同时间组合使用，可以让患者“躲”过骨髓抑制副作用的高峰时段，同时脂肪萎缩情形也几乎看不到了。
通过对药物组合的优化，这套新的“中国方案”降低了毒副作用，同时使患者的HIV病毒的完全抑制率达70%以上，达到国际水准。不仅如此，李太生还把人均年治疗费用，从3719元降到了1437元。这套效优、价廉的“中国方案”，是完完全全的原创。
如果说前两次“中国方案”的建立和完善，解决了中国艾滋病患者最紧要的治疗需求。那么李太生现在进行的，是将“中国方案”拓展到更远的层面。当前中国的艾滋病诊治所面临的问题和国际上已经趋同——多脏器、多系统并发症发病率不断增加；免疫重建失败的问题仍有发生。
2016年，李太生在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全国艾滋病、丙型肝炎学术会议上发言（受访者供图）
“其实艾滋病现在已经是慢性病了”，李太生说。
李太生团队建立的艾滋病综合诊疗“协和模式”，使病人服药的依从性提升至99.2％，病人的机会感染率由治疗前的28.7％降至1.8％，年病死率低于0.3％，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对于医生而言，早已不再对艾滋病人的存活率做5年或10年的预判，这个时间的维度现在是20年、30年甚至50年。
在李太生看来，现在对待艾滋病不应太特殊化，应该像乙肝、丙肝这样的内科慢性病一样做常态化诊治，让各地的综合医院的医生也参与到艾滋病的诊断、治疗中。
而对于治疗药物，李太生认为不同的时期应该有不同的策略，他提出“三驾马车”的观点，提倡让艾滋病治疗更多样化。第一就是国家的基本的免费治疗保底；第二是要有更多的药物进入医保；第三则是现阶段有条件的病人可以自费治疗。
从更大的层面，李太生把全人类抗击艾滋病比作三段式的长跑，现在已经到了冲刺阶段。艾滋病作为一种慢性病，病人长期存活，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虽然目前药物研发还比不上欧美国家，但从治疗方案的选择和治疗水准来讲，中国跟欧美国家已经相近了。
最后冲刺阶段比拼的是功能性治愈。在李太生看来，现在大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他希望中国团队能够在这个阶段冲刺，“就像马拉松，刚开始我们落后人家好多圈，现在就落后一圈半左右，冲刺呗”。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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